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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江小花
最近最让人“惊艳”的全球人物非阿根廷新任总统米莱莫属了。
在瑞士的达沃斯论坛上，米莱发表了一篇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政治人物少见的重磅演讲，全篇演讲仅用时二十来分钟，但把过去二十年的国外政治家演讲稿拢一块儿，金句也不如这一篇多。
此处省略三五十句我不太敢引用的。
米莱的理论主要源自于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他的对手盘则是1928年与哈耶克进行了一场世纪辩论的凯恩斯代表的凯恩斯主义。
两种理论都经历过巨大的现实危机，所以，用对错优劣来评判两者没有意义。
相比而言，哈耶克的主张是小政府、大企业的主张，而凯恩斯主义中政府则显然更重要、更大。所以，通常在日子过得下去的时候，政府对凯恩斯主义的青睐多一些，这完全可以理解。
这一点儿也不奇怪。中国历史上类似逻辑的政策切换上演过无数次。朝代之初，百废待兴，轻徭薄赋，休养生息；钱攒够了立马强化礼教，加强大一统。只不过，在资本主义时代，这样的切换更有全球化背景。
28年跟凯恩斯激辩的哈耶克，在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长寿让他得见在他的学派理论被世界疏远五十年后重见天日。
而如今，米莱用一场在如今看来抄了建制派九族的理论，再次向这位经济学家致了敬。
好了不能再多说这个了，就上面这些话就聊得胖哥气喘心跳的，我得赶紧把主题拉到咱汽车行里来。
我想说的是，米莱说的很多话，其实对于汽车这样大型企业的治理，在这个阶段倒是分外对症。
比如很多大企业对内部资源的统筹和协调。
比如，不管是做新能源，还是做多品牌。事实上，车企推出一个新品牌的理由都很简单直观，无非三个，其一是推出一个新的品牌，以进入老品牌无法介入的新市场；其二是，模仿成功的多品牌企业，以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市场成果；最后，是屈从资本规则，获取资本利益。
简单点说就八个字，多卖点货，多圈点钱。你看，这就是正常的企业发展诉求，底层逻辑是始终关切市场需求，企业目标是带动尽可能多的有效资源。
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很多企业，无论是改制周期中的国有企业，还是转型中的民营企业，在多品牌发展的路线中，叠加了太多的“集团层面”的意图，太多在对既有的企业体制和文化的屈从之后形成的非常拧巴的决策。
比如，咱说一个不像米莱那么尖锐的例子。很多企业对旗下多品牌的边界设置。包括某一类产品，某一类技术，投放的先后。包括定价范围的划定，甚至包括在具体操作中很多会引发内部各品牌之间争议的处理。例如，很多企业在品牌划分中甚至有，a品牌在某一年之前不得发展电动车，而b品牌则不能上增程、插混。
就像米莱所说，这些来自顶层的设计，来自集团的监管，当然我们可以找出一百个以公平公正，节约高效、集团意图之名来给这些集团行为找到正义性，也可以私底下盘出二三百条大企业的不得已，但是，这些程度的集团干预，事实上取消了这些品牌出生的必要性。
米莱的演讲中是这样表达的，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交换，会让企业自主地去发现合适的商品和发展模式，而政府政策的干预，取消了企业自主发现的过程。
吴晓波在去年的年终秀中哭着鼻子大声提出的问题也类似：企业家自己到底能不能办好企业？
那么在这里问一句，大企业集团们，你们选出来的品牌总经理，品牌独立团队，自己能不能做好新品牌？
答案是不一定。总有很多企业主无法发现市场真的需要什么，也总有企业家自己办不好企业，或者以前能办好，以后办不好。
但是如果集团从一开始就绑住了品牌的手脚，那么答案就变成了一定不。比如，一个被规定不可以第一时间获得企业先进技术的品牌，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品牌？
一个集团，坐拥很多子品牌，你可以整合资源以促成资源高效化，但不能因此而取消任何一个品牌以任何方式活下去、强起来的尝试能力；
你可以在设置上避免重复建设，但不可以完全排除内部竞争，设立一个新品牌得养狼，而不是养狗，这只是导盲犬，这只是缉毒犬，这只就是抱在怀里的宝贝疙瘩。行业之外，你想想腾讯的微信，行业内可以看看奇瑞的捷途。
马化腾可以不重视，不理解张小龙，但不能用干预的方式取消张小龙在大领导视线之外独立发展的可能性。事实上，大多数企业都为此而庆幸过，你可以偏爱重视某些项目、品牌，但幸好你没有因此而掐死野百合的春天。
其实你的多品牌设置得对不对，集团施加的干预是不是过多了也不难判断，就看你这些品牌们离市场是更近了还是更远了就好。
而现在的一些企业，在多品牌布局之后，企业不是离市场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原本离市场很近的母品牌，也离市场更远了；企业离最大化的有效社会资源同样越来越远了，似乎只是服从于上市融资这一个很窄的资源路径。
所幸在去年下半年，大多数这样的品牌禁锢被严寒的市场击碎了，至少松动了。很多品牌至少在市场定位上进行了合理化的调整，但这距离养狼所需要的环境还相去甚远。
面对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经这样说过，我相信自由主义经济是繁荣之道，但面对经济和社会危机，政府无法坐视不理。
所以为了能坐视不理，米莱把阿根廷能关不能关的政府部门都关了。
罗斯福说的意思是，比如自由经济导致了1929那一波经济危机，面对那样的局面，既然有政府，既然政府有能力，那自然不能啥都不做。
但更现实的是，一个高官，或者高管，费劲努力，用尽人脉，坐到了一个高位，你要说服他不管，那个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庸碌高管何其多，萧规曹随有几回？何况，我要是在位子上，不好好作为，上头不会觉得我这个位子没用吗？下头不会觉得我这个老大是摆设？
咳咳，又腹黑了，咱回来说正道儿上的事儿。
在一个新品牌被设置之后，对每个品牌基本的平等鼓励，必然会造成一些困扰和扯皮，甚至付出一些代价。比如，有限的中台资源如何分配？不同品牌的不同管理和激励机制的相互干扰。甚至是终端业绩上的此消彼长。
但是这些，只要不滋生内部的恶意竞争（米莱是不care恶意竞争的，他只care自由竞争），那就是良性的。你当然可以设置集团意图，甚至资源优先级。但不能做两件事，第一强行规定你不能做一个独立品牌合理的、合乎市场需求的发展行为；第二、不能阻止他用合理的方式，把你分给他的人力、资源调动成出色的人力和高效的资源。
很简单，咱们说的这些自主品牌都应该很熟悉，当初你们不都是要啥没啥发展到今天的吗？如果基础条件决定全部结果，那哪儿有改开四十年。你们当初有的不就是一个失败的机会吗？所以，你可以不给你战略意图之外的品牌太核心的资源，但不能剥夺他们“失败的机会”。
比如两个品牌，一个是中规中矩，按部就班的品牌，而另一个则是锐意创新，追求高效的品牌，后者对中台资源的诉求自然会干扰到前者，你是鼓励还是抑制后者？
答案是，你可以不鼓励，但你不能抑制。比如你可以跟他说，我这里无法把更多的资源倾斜给你，但一定要加上一句，你放手干，自己想办法去解决，我负责给你松绑，还负责给你托底。
那么，如果这个品牌的负责人真是个企业家，他就十有八九能干出来，即便你其实没解决他什么实际问题，只是放开了他的手脚，解除了他的顾虑；而如果他不是个企业家，那你不给他倾斜资源也没错。当然，等他干出个一二三来了，你自然会给他资源。当然，实操中，也可能把他调岗，一般都是高升，实际分成不拘一格提拔重用和高高挂起两种。
而实际情况中，后者得到的答案更多的是高段位太极。
陈奕迅有一句我很喜欢的歌词，叫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骚动产生内驱力，而有恃无恐瓦解内驱力。
当然，人力资源是多品牌发展中的核心问题。比如集团老总们会困扰，你说的这些都是理论扯淡，现实是，如果不给多少资源，我这里连个合适的接手的都没有，何谈未来的企业家呢？
那我只能学米莱说一句，如果你的企业要新办一个品牌，这么好的机会内部却找不到愿意站在你肩膀上，半白手起家的创业型员工来大胆接手，那我建议你检查一下你的集团、高层是不是管的太宽，如果发现并非如此，我建议你再检查一次。
过得三五年，不晓得布宜诺斯艾利斯上空飘荡的会是“别为我哭泣阿根廷”，还是“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但车企如果再不放手让你们的多品牌的企业家们放手施为，那么过得三五年，如今花团锦簇的多品牌，就必然成为中国汽车最新版的大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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